船说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 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平时心平气和极有修养的司马光不禁心头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凡是天地之间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东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当官的想方设法要从老百姓手里夺取财物，那实在太容易了。西汉时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说：只要实行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和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一个意思。你们这次变法中所提出的‘均输法’与‘平准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样，名称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因为“均输法”、“平准法”（后改“市易法”）的确是从桑弘羊那儿学来的。我们能不能说，这件事，汉代的桑弘羊办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够办到？因为宋代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汉代，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与汇兑（飞钱），可以用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广土众民，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手段，在老百姓中间，比例最大的还是农民。如果是小规模的试验性质，用任何超前的办法去理财都可以一试；但是国家财政等米下锅，除了取之于民的老办法之外，任何新的设想都不是可靠的。我们也可以说，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盘剥百姓为目的，他可以用欺骗手段蒙蔽汉武帝，用玩魔术的手法去夺取百姓的钱财；王安石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他绝不会去做欺骗青年皇帝和损害老百姓的事。那我们就不妨认真了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议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可靠的实践经验，说了骗人的话没有？
王安石在宁波当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效果究竟如何？经查有关记载，当时宁波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当时老百姓几次遭灾，有青黄不接之苦，王安石亲自监督发放青苗钱（农贷），使得老百姓渡过难关，免受流离失所之苦，大家称他为再生父母。后来在陕西某些地方年年发放青苗钱，已经形成规矩，效果很好，也为老百姓所称颂，但是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时候，事情马上变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农村推行“青苗法”，还得依靠那些乡官。那些人中间本来就有不少土劣，平时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你把“青苗法”推行开了，直接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会替你好好干吗？在整个乡官素质没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条文订得再周到也没有用。再好的经，给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样。20多年来，王安石呕心沥血，对一些变法方案从理论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实践上也花费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亲自推广，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国推开，雷厉风行之后，许多地方就走了样。青苗钱本来不许强迫发放，但是某些乡官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强迫农民接受，为了保证收回贷款，又强迫农民多家联保。一遇天灾，农民惟恐有人还不起贷款，辗转牵连，所以常常成批外逃，出现一幅幅凄惨的“流民图”。王安石这个书呆子在小规模实行新法的时候，亲自监督，确实弊绝风清，老百姓得到实惠，称他为活菩萨。他的政声传遍全国，所以有那么多老上级老学者推荐他。他自己也是实话实说，并没有说什么骗人的话。书包网 txt上传分享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4）
新法全面推广时所遭受的失败，不是新法本身不好，正如司马光所估计的，是缺少一大批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替你去执行。司马光和一些对新法有意见的人士并不是不相信王安石，并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认为王安石用人不慎，###中混进了一些小人，如司马光信中所指出的吕惠卿等人，将来这些人利用新法，与民争利，就会毁了新法，败坏了王安石的名声，他们的告诫不幸言中，后来新法推行的受挫，正是这个原因。
变法之路崎岖难行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这次面对面的辩论，是皇帝有意安排的，因为皇帝有心了解究竟谁是谁非。两人激辩之时，皇帝密切关注。根据史书记载，最后皇帝还是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朕意与光同。”也就是在能不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个问题上，他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对王安石的说法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不小，已经涉及到变法的目的。这次变法绝对应该按照儒家学者推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这个原则进行。如果在变法的方法上有抄袭桑弘羊的与民争利之嫌，那就会让人联想到苛政虐民，使人望而却步。从青年皇帝的表现上来看，他似乎很犹豫了一阵子，因为司马光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他为了急于改善财政收支情况，最后决定仍然支持王安石继续进行变法，但是在进行的方式上与新法内容上都不断地进行大幅度修改，作了很大的让步。
皇帝当然希望王与司马合作，共同变法，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司马光是真正的君子，一诺千金。他个人坚持反对理论根据不足的变法，决不参与。宁肯离开朝廷，到洛阳去著书。但他保证不批评变法，不作任何不利于变法的言行。他说话算数，从1068年的冬天他作出承诺，到1084年7月他把《资治通鉴》一书撰成献给朝廷，在16年中间，他绝口不提变法二字。
青年皇帝也是君子，尽管他一心要想变法，而他所推崇的司马光反对变法，使他万分伤心，但是他仍然衷心推崇司马光，极力支持与保护他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使得这一部价值远远超过历代“正史”而与《史记》齐名的伟大史书一直流传千秋万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自幼刻苦读书，中进士后谨慎从政，受重用后一心变法，从来都是为国为民，没有为个人打算过。 他在私人生活上有些怪僻，例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而谈诗书，但这一切都与人无损。他的政敌在攻击他的时候，不管如何努力搜求，在他的私德上都找不出半点毛病来。司马光写给他的几封信，他虽未公开接受，但是从变法工作不断地改进的实际情况看来，他对老朋友的关心与劝告是逐步接受了的。尤其是司马光再三告诫他：吕惠卿不可信，不可重用。等到他被吕惠卿出卖之后，他回忆起老朋友的告诫，不胜感慨系之。
在说了这三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情况之后，不能不多说几句话，来纠正一些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错误认识。在“文革”时期，有人宣传说，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被儒家破坏了的。可是非常遗憾，事实绝非如此。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个人都是正统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讨问题，处理问题。宋神宗死后，新法虽然多被废除，但是王安石亲自制定的《太学三舍法》与他手订的一些儒家经义的考试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说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于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说成法家，使得“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都变了。既然说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王安石变法”就应该定性为“革命”，至于王安石代表什么阶级？革谁的命？当然就永远说不清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最多也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比较温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这次变法即使圆满成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从君主专制过渡到试探性的君主立宪而已。
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指出，国家财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赏赐不节（赏赐文武官员太多，也就是官员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对皇族的优待太多）。
四、官职冗滥（冗官太多）。
五、军旅不精（冗兵太多，战斗力不强）。
他认为，要对此进行改革，必须皇帝亲自挂帅与两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期以岁月，庶几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不是几个臣子所能做到，不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一样）。看来对于宋王朝国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渐公布的过程中，触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远房宗室做官的规定被取消了，他们不仅上书朝廷，而且包围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头，半诉苦半发牢X福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愿相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在坚决执法的过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产被罚没。在新法紧锣密鼓的推行之时，年轻的皇帝上朝时被纠缠，回到后宫时又受埋怨，宫中哭声不断，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在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只有苦笑，相对无言。书包 网想看书来书包网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5）
虽然王安石变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谨慎地前进。一点也不轻松。
###与旧党终于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执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还是一班老臣，当时有个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佛教徒说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笑话说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为，生气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干了，数次告老还乡，是老；富弼称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执，气愤病死，是死；赵忭从来正直敢言，这时看到安石事事变更，无可奈何，常常大呼几声“苦”字，是苦。这个笑话描述这些老臣无可奈何的样子，十分生动。
这些老臣很恼火，王安石也很恼火，就这样“生老病死苦”下去怎么行，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就在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24天之后，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计划的主管机构，由陈升之与王安石共管其事。具体计划工作由王安石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一批新人来承担。启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何尝不想网罗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经招致苏轼之弟苏辙在条例司作检校文字工作。但是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苏辙因与吕惠卿意见不合，看不得吕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书给安石，反对变法，最后外调为河南省推官。
为了鼓舞变法队伍的士气，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后来被归纳为“三不足”之说，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传来传去，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要缓和一点，有的说法要激烈一点。如果说得缓和一点，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惊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天灾原与人事无关，用不着害怕。
“祖宗不足法”——祖宗建立的制度规章不可能长期不变，总会逐渐改进。
“人言不足恤”——我们办事既要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要害怕别人有意见而缩手缩脚。
对于那些性格保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做事的人，“三不足”之说，很能起到一些鼓舞作用。我们相信，王安石在推动变法工作之初，一定会想方设法，鼓励自己的部下努力工作，不至于一开头就故意去激怒反对派，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在反对派中的一些小人有意渲染之下，采用激烈的说法，那听起来就很可怕了。
人们说王安石讲“天命不足畏”，那实际上是在提倡无法无天。王安石讲“祖宗不足法”是指祖宗的一切经验都不值得借鉴，王安石讲“人言不足恤”是指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倾听。那么，变法者就成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小人们这种激烈的说法一直影响到曹太后与赵顼之弟岐王赵颢，他们都在说：“王安石是在败乱天下！”
尽管帽子大得吓人，但是王安石照样当他的宰相。足以说明当时的宋王朝并没有形成一派真正反对变法的力量。小人们的活动虽然使人心烦意乱，小鱼一时却翻不起大浪。只是由于赵顼的疏忽，年深日久，矛盾逐渐激化，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于是，###与旧党逐渐形成，党争也日趋激烈。
经过几年的较量，###与旧党大致分化如下：
###（即赞成实行新法者）
领袖：王安石
支持与附和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王韶、范子渊、薛向、吕嘉问、陆佃、邓绾、曾肇、黄履、赵挺之、陈升之、王珪、韩绛、蔡挺。
旧党（即反对实行新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