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了半天，我一直在说一个矛盾，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很不快乐的。而且一旦你得到快乐之后，你就已经离失去它不远了。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说，把爱好当成职业最好。我不知道这种完全不谙世事、不动脑子的说法是怎么流传的如此之广的。爱好一旦成了职业，那就成了谋生的工具，要谋生，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了纷争取舍。爱好就不成其为爱好。比如我知道一个相声演员，就爱说传统节目，打死也不爱说新写的节目。而他的剧团领导，偏偏要求他必须说新节目，不许说老节目。而且这些新节目，都是他最看不上的那种应时当令的、歌功颂德的狗屎。但是他必须说，因为不说这个就没有演出机会，没有演出机会就没有钱挣，而且会得罪领导。得罪领导，在中国是一件很sB的事情。类似的情况还有，他很喜欢台上台下的交流互动，这也是相声的生存之源，没了这些，相声说不乐人。而且相声必须有很多即兴表演的成分。但是他在团里演出，必须是准词，一句都不许错。那些词在他眼里，又是那么的不像人话。以一种最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演绎一段不是人话的狗屎。如果你还认为这是他的爱好。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4
爱好是花钱的，而职业是挣钱的，心态当然不一样。爱好者是想：我怎么才能花一万块钱就能请上一千个观众来捧我彩唱一出戏。职业演员的心里却是想着：我怎么才能让观众掏出钱来看我的戏让我挣上一千块钱。爱好者想的是，我怎么唱才能让自己痛快。演员想的却是，我怎么唱才能让观众痛快。自己痛快和听众痛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尤其在我这种破锣嗓子的人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
这道理就像写东西一样。信手写来，###言志的东西，也许别人不爱看，那就叫做活该，你爱看不爱，总有欣赏我的人。就算没有也不妨事，否则就不会有孤芳自赏这个常用词了。但职业写手就不一样。每写一行字之前，先要想，读者爱看什么样的。虽然我不想那么写，但是书商要求一定要那么写，我就不得不那么写，那就叫做受罪。
当然如果有人说：我这就是为了娱乐大众，为了解决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受苦人的精神食粮问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我一人苦，换来万家欢。那这个人可能叫做佛，也可能叫做圣人，最有可能的，是叫做装逼。
说到佛，又有一点可说之处，就是我在中学时痴迷过一段佛学，曾经向一个佛学老师请教。既然佛学的要义在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无所谓快乐，也就无所谓不快乐。为什么佛经上都告诉人家，佛有妙相宝光，礼佛可以身心皆乐，天上有美如飞天的美女，又有八宝之类的钱财宝物。还能随心所欲，永登极乐世界。既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个和苦相对的极乐世界又是从哪来的
还好我的佛学老师没有给我打机锋，直接给我解释道：老百姓们不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就用他们知道的好东西引导他一下，等他修炼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懂了。然后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有一群人走在沙漠里，一马平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藏宝之处。但这些宝物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无论你怎么向他们形容，他们都不能想象。而且在沙漠上，完全没有坐标，就算他们相信了，也不知道怎么走去。这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在藏宝之地高高的立上一个建筑，告诉他们，走到那个建筑里，就能得到钱。这样，第一他们能理解“钱”的意义，第二又有了坐标。于是就有动力前进。当他们真的走到建筑之下的时候，看见了真正想让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就会明白，建筑啊，金钱啊，无非是让他们到这里来的途径而已。
之所以提及这个，是因为正好这个矛盾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矛盾异曲同工，那个矛盾是：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
懂了吧。
如果你非说不懂，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其实我也没想明白。
七
我在茶馆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票友。在我看来，票友是一个很神圣的词。我认识的票友里，有大学教授，有著名学者，有社会名流，有帝子王孙在清代，亲王郡王开票房者大有人在。不过人家都是唱昆曲，唱八角鼓，相声票友似乎是没有。相声在过去实在是太卑微，太粗俗的一种“玩意儿”。我幼年与师兄玥波闲聊，言道：你们是说相声的，我是八角鼓票友。言下之意我比你们高出太多。招得一群师兄弟白眼相加。
在我数年寒窗苦读，不问世事的时候，玥波兄在茶馆给德纲捧了两年的哏，也说了两年的单口。等我考上大学，再去找他们玩的时候，他已经隐然是同侪之长，无论从“身份儿”还是“玩意儿”，都力压群雄。当然，说力压群雄是为了好听，当时的群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不过这应该是几乎所有北京相声的后备力量了。他那时候的水平突飞猛进，我已经难望其项背。台上效果一差，自然感觉不爽。演出完他请我吃炒肝，顺便聊天。北京的夜晚另有一种景象，不像广州那种霓虹闪烁，也不像小城市那种默然萧索，尤其在秋风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繁华落尽的平和。就如同名优老去，平淡怡然。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隐隐然带出当年舞榭歌台的风流华贵之态。就在这么一种时光里，我和玥波兄在某个路口的一张小油桌旁边，坐在北京的夜色里，对吃炒肝。当年我们同为十八岁，但是行业的积习已经影响的他和我主要是他，其次是我成了艺人。旧日的艺人夜里从园子里回来，都是在这种小摊上吃点夜宵。他吃完面前那一小碗，擦擦嘴，带得一丝得意说：我们是说相声的，您是八角鼓票友，只不过在这个舞台经验上呢，咱们现在比您强点儿
后来我在德云社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艺人。在我看来，艺人是一种很奇怪的人。他们一方面看透世情，演绎着人间的无数悲欢离合，一方面又是社会底层，为着自己的衣食奔忙劳碌。我们在大栅栏里演出时，人少得可怜。这个剧场是清代延用到民国又翻修的剧场，当年的观众早都已经随着旧戏院的拆除而烟消云散。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灯昏路暗，整条街上的买卖铺户都关了张，街上几乎没什么人。我跟德纲带着几个孩子，加上我六十多岁的师父，打着板在街上招徕生意。剧场的门脸儿隐在一大堆金字招牌后边，几乎看不见。就是那些风云一时的金字招牌也都早已经黯然失色，何况这个小小的剧场。雪打在脸上，我们一边打着板，一边相互取笑，寻着开心，忽地觉得这已经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北京，而是民国时期的北平，我们就是无米无钱的艺人，在纷飞的雪里，讨生活。这和我心里艺人的生活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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