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凑巧，就在写作此稿期间，我收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既高瞻远
瞩，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中篇。没过两天，赵虹又来信要求“即使不惊心动魄，总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者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时间内，她一共来了整整lO封催稿信后来，我把这1O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青社的杂志，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第5期“书简”栏目。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刚完成的万家诉讼寄给了赵虹。中国作家随即在1991年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
稍后，同年的月报第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第8期转载了这部。中国文学则将其翻译成了英、法两种文字。人民目报和作家报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
至此，距火灾已近4个月，这部的数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慰藉。不过，它的好运似乎还在后面。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当时，
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选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月报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做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
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1O期上，这样评价了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使这部走向了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L费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还与我的另几部安乐四陈、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惊维扬一道被翻译成英、法文字，作为我的个人专集出版。中国台湾一家资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也许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
岁月倏忽，我写万家诉讼时刚满35岁，依照文坛惯例，属于“青年作家”。迄今整整1O年过去，已经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历程由青春而壮岁，更多的是俗世磨砺红尘煎洗，所经所历所阅所感，其中遭逢毁誉褒诟，无限滋味，对创作者尤为弥足珍贵前人常言“文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或许，当骤遇天灾人祸时，你反而能稳住心境积聚精神借助笔墨，衍化胸中块垒为精诚之作。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