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说盆接着，听着“嘀”“嘀”的雨声，整夜不能睡觉。 夏天做饭的时候象是在蒸桑拿，洗澡更是不方便，冬天一周一次还可以去澡堂，这夏天一天一洗就只能在家里了，常常是我烧开一壶水，偷油婆从外面就给我打一桶冷水兑着，半蹲在屋，用毛巾打湿了洗。因为那根本就不叫洗，所以那头和皮肤每次洗完后总觉得还是滑腻腻的，那样子就好像是香皂和洗水永远留在我皮肤上面洗不干净了。但偷油婆和我都雄心勃勃的，互相鼓励，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一边找工作，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做爱。记得那年夏天，金都西红柿卖得特别便宜，1o块钱一大筐，为了节约，我和偷油婆那个夏天足足吃了一百多公斤的西红柿，有时连拉的屎都是带玫瑰花的红色。夏末的时候，我和偷油婆还吃出了一个孩子。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那时在金都，我们根本就没条件养个孩子，所以，我们决定去做了。我很害怕又兴奋，偷油婆陪我去了东四的人民医院。1996年的东四人民医院很破，过道上全是病人，有坐在角落里整个头被纱布包住只露出半只眼睛还在继续打手机，叽叽哇哇嘴里还镶有一颗大金牙的大胖子，有躺在临时病床上吊着盐水唉哟唉哟像唱咏叹调的扁嘴老太太，还好，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的味道直冲鼻子，提醒你这医院的消毒系统还行。在计划生育妇产科的外面，那天和我一块等候做手术的女人们大概有十几个，有和我一样大年龄的，有比我更老的，大约4o岁左右；有比我更年轻的，可能还不到2o岁；她们有的是和男人一块来的，有的是独自一个人。男人们的样子都垂头丧气的，像蔫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女人们都显得有些诚惶诚恐的，像犯了罪似的大多低着头看着地板。我紧紧地拉着偷油婆的手，生怕别人把我抢了去。终于轮到我了，一进手术室，才现做手术的女人不止我一个，屋里一共有四个手术台，我和其它三个女人分别并排躺在床上，四盏明晃晃的手术灯照着我们脱光了裤子的下部，那感觉就好像是上了屠宰场一样。躺在我左边的是那个年龄的最大的大姐，还没等医生说话，那大姐就开始唉哟连天叫了起来，她说她已经是第八次打胎了，她让医生大姐行行好，对她轻点。医生冷冰冰的口气让我害怕得要命，医生说叫什么叫，还没开始就叫，问那个女人当初干嘛去了倒是我右边的那个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最小的女孩却非常镇定，从头到尾，哼都没哼过一声。
我拼命地咬着牙，听着叮当叮当手术器材放进瓷盘子里的声音，任那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心里不断地在骂道，金都啊金都我日你妈也金都啊金都我操你大爷心里也一遍一遍地在想，要不是到了这金都，或许我就可以做妈妈了，就不会受这一刀之苦了，越想越委屈，手术完了的时候，我的泪水已经把枕头给打湿了一大片。偷油婆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不断地安慰我并且许诺我，今后一旦成就功名，有了条件，马上就生个孩子，顺路偷油婆和我破例地买了一只老母鸡和5个大久保桃子作为我手术后的营养品。尽管这样，偷油婆还是不喜欢用安全套，他说戴那玩意儿不舒服。对了，因为我从来不吃避孕药，因为听说那药吃多了后，会胖的，我可不想胖。
我真害怕在我们没有条件之前再次怀孕，在那个不足八平米的潮湿、霉的小平房里。于是，在我有了酒吧招待这份工作以后，我和偷油婆又存了一点钱后，商量决定搬到一个楼房里去住。一来再不要和着尿酸味睡觉了，二来可以不出家门自由自在地用自来水，房子的面积也会更大点，再来我们操的时候生的声音也不致于再引起邻居的反感及焦虑了。但两个人一个月六百元的工资也只能住在一个楼房的地下室。那时候，想有自由的空间也无法让我们再考虑房间是否有阳光了。这地下室是在团结湖的北边一幢八十年代金都最流行的，高入云霄，外面的墙皮已被雨雪淋成斑斑驳驳，像一根根黑色的大毛毛虫爬在上面的四方块的塔楼里。地下室窗户倒有许多，但大都露出半个头，墙角隐隐约约还是有水渍的痕迹，一到做饭的时候，厨房依然是乌烟瘴气。但是我和偷油婆可以在这二十平米房间里放上我们新买的大席梦思了，还可以在它上面自由自在地、前后左右、翻天覆地地做爱了。当然，不到一个月，我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孩子。这一次我有经验多了，也不再怨天哀地了，心里一直想着偷油婆的话，为了出人头地，咬咬牙。偷油婆也找到了另外一份唱歌的工作，但为了工作方便，对谁我们都没说是夫妻。
四。阿慧和小英子的故事终于有了一套有阳光的房子
在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慢慢我知道一些金都现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他们晚上有时候在我工作的酒吧喝酒、聊天。听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什么是虚无主义，什么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文学圈不是艺术圈，艺术圈又不是娱乐圈的异调怪论时，我的心慌得有些抖。我只是一个刚刚毕业了的从外地小县城来的中专生，根本比不上那位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有着相当奇特生活经历，听说一个在一个孤岛上和一个比他年轻2o岁的女人生活了整整十年的那位大胡子诗人胡二，也不是那位描着柳眉，画着黑眼圈，嘴里叨着香烟每天都能和不同
的老外回家谈恋爱睡觉，虽然和我一样大却能说三国外语的，被封为金都最新新女人类的美女作家王梦儿。那时我真自卑到了极点，多一天看着他们潇洒饮酒嬉笑的样子，我就多一天没有信心当一名作家。那时我心里直毛，我算什么呀现在在金都要出名就得做“秀”，做“秀”最时髦也最重要，连写文章骂人也专要找名人骂，自己给自己当托儿。我既不漂亮，又不懂怎么才叫前卫，更没有出过国，文化底子更是薄气，我心里明白我有几斤。当诗人们配着摇滚音乐手舞足蹈地念到“上面是脑袋，下面是腿”的时候，我更加不知所措了。那时常常到家后，我就告诉偷油婆我不行了，我想回老家。偷油婆就骂我没有出息，说一年多的辛苦白费了，金都就是好莱坞，你得往上混，大腕儿也是从小腕儿开始的。我说我没念过大学，又不漂亮又不认识人，更没有钱，现在都需要包装。偷油婆说，谁读过大学好多没读过大学的不也成腕了吗说我在酒吧里工作，认识人还不容易，说我不漂亮但又不难看，别人把头染成红色，我就该把头染成白色，别人穿有小洞的破牛仔裤，我就穿有大洞的更破的牛仔裤，别人涂成黑嘴唇，我就涂成白嘴唇，人不怕长得丑，就怕长得不怪。我说，偷油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偷油婆说，什么人不人的，说他多坐在台上一分钟，被唱片公司现的可能就多一分钟，像Q乐队一样从酒吧红遍到了大江南北。我说，不行，我还是想回老家。偷油婆骂我是傻x。
我知道偷油婆心里也虚。一年多来，我们的钱省吃俭用也花了一万多了，只见出不见进，不但梦没有作成，简直是门都摸不到。说的也是，你是谁呀偌大的一个金都城，有多少个像我和偷油婆这样的人存在在酒吧里喝着威土忌的大明星凭什么要去帮助你，就像我们看见街边乞讨的乞丐一样，偶尔心情好的时候扔几个钱，平时理都不理。我告诉偷油婆这些话，偷油婆说他理解我的心情。但是他说我不懂人上人的感受，不懂也就不会了解那种快感，趁年轻出名要早。我告诉偷油婆来金都一年多他变了，他再也没有在老家对音乐最忠实的热爱了，他投机，他急功近利。偷油婆却说，是他太笨，他投机没成功，有机会让他出名的话，他卖什么都可以，当鸭也行。我气疯了但就在我拿起衣服要走的那一刻，偷油婆挽留了我，他请求我留下来的原因是地下室没有阳光让他变得越来越暴躁，他说他最爱我，是要成功的压力让他神经有些错乱。我留下了，并且那天晚上眼睛哭肿得像个小桃子的我被偷油婆整整折腾了个底儿翻，他说他爱看我肿的双眼，有一种破碎的感觉。我相信，我们彼此还是相爱的，但后来的事让我觉得光有爱顶个屁用